近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续动力。”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也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自我国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大众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更多的还是那20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对于农民教育的认识更偏重于农民工的技能教育，对教育与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等等的关系等问题尚缺乏研究关注。

　　新农村建设路在哪里？笔者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与平民教育联系起来。享有“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美誉的晏阳初先生早在70多年前论述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关系时就说：“教育即建设，建设即教育。”这并非只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的空洞说教，而是一个多年从事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者的精要之言。

　　新农村建设的平民教育视角

　　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并标示20字方针为其目标，揭示的即是农村社区的发展问题，而农村发展的核心是农村人的发展，也即平民的发展。在平民发展的问题上，施以合适的教育，是最便捷光明的路径。

　　现在，农村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义务教育普及，高校扩招，很多农村孩子有机会上大学，但农村成人(包括没有继续升学的孩子们)的教育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新农村建设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不能想象，农民缺位的新农村建设会是什么样子。那么，农民的主体地位是怎么体现的呢？仅仅是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这样一个概念吗？

　　“农民的建设”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容易忽略这一核心命题。套用“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先生的话来说，农村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脑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惜大部分都还在沉睡中。这些沉睡中的脑矿，称为“人口”，开发出来，称为“人力资源”。如何将“口”变成“力”，使每一个人具有力量来建设新农村？平民教育的任务即在于此。

　　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鼓励农民在专业领域合作起来，以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因分散作业产生的购销及技术问题。这部法律的立法意图是很积极的，农民只有合法地组织起来共同面对市场，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改善村社内部的公共生活和福利。

　　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受传统农业观念的影响，许多农民只有小市场的概念，他们既不管理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管理，即使有管理，也只是停留在家庭内部，与现代管理差距甚远。现在大家组织起来了，就有一个组织的管理问题，如果还依照原来的经验，组织的运转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参与市场竞争了。要提升农村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水平，就必须要有针对农民的经营及管理能力培训，提升其参与现代社会竞争的能力，这样，20字方针中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才能落到实处。同样，“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实实在在地落在农村，也必须大力发展教育。

　　青年务工人员教育与新农村建设

　　如果我们谈新农村建设，只是把目光集中在农村，那么目光未免过于短浅。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很多农民到城市谋生，他们分布在建筑工地、服务行业和工厂的流水线上，是城市建设的默默耕耘者。他们的人数接近两个亿，他们往家乡的汇款成了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我国将近两亿的进城务工人员中，有73.6%的人从未接受过包括技能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继续教育，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8.6岁。

　　笔者在2007年3月对在东部沿海工厂务工的人员进行了调查。这些务工人员多来自内地农村，有70%的人在初中毕业后就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事实上，在贫困地区，有一部分人是在小学毕业后就外出务工的，这些人在进城务工人员中所占比例不高，但总量上还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东部沿海的工业企业多以电子、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工人没有太高的技术要求，工人经过几天的培训即可上岗，这部分产业吸纳了年轻务工人员中的大多数。他们的平均年龄在20岁上下，是学习能力最为旺盛的时候。此时，他们的同龄人正在大学或高中的课堂继续接受教育，他们却在工厂流水线上重复着简单的动作，下班后的时间也大多贡献给了电视和睡眠。在他们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打工生涯中，大部分人除了年龄的增长，在身、心、灵、智等方面并没有同步的成长。

　　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经过若干年后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这个时候的年龄多在30岁左右，对城市的工厂来说，他们显得年纪大了，但对于农村来说，他们却正当年。他们带回家乡的，除了有限的积蓄外，可能还有对城市的印象和观念，但这些东西不构成他们在农村谋求发展的条件，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来引领农村的未来。这些知识、经验以及现代的视野，应该是他们在城市务工的时候就获取的，只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还没有顾得上这一人群的教育需求，他们在工作之余没有继续学习的通道。政府系统，包括劳动部门、工会、青年团、妇联等，有义务切实承担起发展农民工教育的责任。新农村建设应抓住这部分有生力量，在他们有很强学习能力和一定经济支付能力的时候，提供合适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能使他们实现技能上的提升，更有助于文化素养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呼唤以人为本的平民教育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无疑是最主要的要素，他们创造财富，建设美好的社会。一个国家的持久生命力，取决于一国民众的质量，而非数量。要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首先解决好人力资源如何优化的问题。为了能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生活，中国的青年一代必须终身接受教育，劳动力应当拥有知识和属于他们的人生意义。如此，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文化充满活力。

　　现代化教育的国际经验是多元化的，大多数国家都把教育作为向大众提供普遍服务的社会公共领域，但我们这些年来片面地借鉴制式教育、精英教育的经验。当代平民教育应该在形式和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摆脱传统教育的束缚，不仅仅是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出发，更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创制出合乎农民、农民工需求和未来发展的新教育，这种教育应彰显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实际上，上世纪以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们所推动的平民教育工作，刘少奇所倡导的半工半读学校和半工半读工厂，对当前民众教育的推动就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晏阳初于上世纪20年代初创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城市和农村开展了长达3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积累了大量在民众中开展教育工作的经验。1926年至1937年，晏阳初及其同仁选取河北定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很低的成本在全县476个村庄中建了472所平民学校。村庄本土志愿者成为这些学校的主要力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志愿力量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他们在工作中发展起来的“导生传习制”与陶行知的“小先生制”如出一辙，都是先学带后学，成本低廉而效用显著。晏阳初和陶行知等人在那个时代创造了教育神话，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为数不少的精英。

　　1958年，刘少奇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这篇文章中指出，学校可以搞半工半读学校，工厂也可以搞半工半读工厂，即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与全日制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工厂的8小时工作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的制度。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可以4小时工作，4小时学习。在工厂附近设一些教室，教员在工厂里请，也可以在外面请一些兼职教师，这样，工作上10年，这些青年工人就都有相当于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了，他们就是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师、工程师了。这样的人才，正是现在稀缺的。

　　晏阳初和刘少奇所处的时代都是物质生活极为贫穷的时代，但那个时代的教育却有尊严，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物质生活已相对丰富，教育应更有荣光，期盼大众平民教育的时代速速到来。

来源：中国民族报